拒绝尽力抢救就是不孝?医院里那些“死亡故事”

这是笔者和同事的一段对话。死亡,一直是中国人不愿提及的词语,然而,它和生、老、病,是人生从起点到终点无可避免的四件事,如今四分之三几乎都是在医院中完成。

医院里一直都在上演死亡故事,从临终患者、患者家属,到医院,他们都如何面对死亡?清明节,让我们一起看下医院里的“死亡故事”。

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肿瘤科主任王德林表示,从医25年,从癌症患者口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为什么是我?

规劝他人接受癌症末期的事实,在任何人看来都非易事。对医生来说,相当大的挑战是如何告诉患者实情。

唐丽丽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康复科主任,她见过很多晚期肿瘤的患者。在北京晚报的报道中,有的患者因为恐惧死亡,久久不能入睡。医生送助眠药物时,患者会拒绝:“我怕吃了药就睡过去,再也醒不过来了。”

实际上,这些恐惧死亡的人,未必是真正恐惧死亡。很多临终患者告诉唐丽丽,“其实我不怕死,我只是恐惧死亡的过程,我不知道这个过程中到底会发生什么。”

到底如何离开才是最好的离开?这个平日里绝不被轻易谈论的话题,多数人往往只在大限将至时,才会认真思考。在白岩松看来,“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死亡教育,即引导人们科学地认识死亡、对待死亡,以及利用医学死亡知识服务于医疗实践和社会的教育。对临终患者进行死亡教育,让他们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安稳舒适地走向生命的终点,是肿瘤科医护的重要职责,也是安宁疗护的任务之一。

在纪录片《人间世》的镜头中,76岁的范祖祥是一位脑梗患者,他已经在重症监护室躺了四年。一年到头,他的食物只有一种胃肠营养液。每天家人们的探视时间只有1小时,另外23小时里,他都在病床上熬着。

在重症监护室,患者通常是“赤条条的,插满管子”,且每天需要花费几千元,几个月就能用尽一生积蓄,最后“工业化”地死去。

“朋友也问我,有没有问过爸爸想不想这样治疗下去。”女儿范瑾说,自己不问也并不想问,“最起码能给他最好的治疗,我心里也能够稍微安慰些吧。”

范祖祥的事情并不是个例。在中国,多数临终患者会被“插管治疗”“延命医疗”。这其中,部分是由于家属的社会道德压力,“没尽力抢救就是不孝”,他们会受到鄙视;另一部分则是家属不能平静面对死亡。医生如果不积极抢救,可能会面对家属和舆论的指责。

据央广网报道,这是身为北京佑安医院器官捐赠协调员的王璐最常说的一句话。此时家属通常有两种反应:拒绝与愤怒,并时有过激行为和言语。

在王璐的回忆中,最开始器官捐赠协调的几年里,90%以上的家属都是拒绝的。王璐觉得这与中国传统的生死观有关。“在中国人传统的死亡殡葬观念里,保留逝者躯体的完整性依然重要。”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四川省管理中心负责人刘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传统意识中,死亡是一件令人避讳的事情,加强死亡教育,树立积极的死亡态度,更有利于促进器官捐献事业的推广。

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30万人在等待器官移植,每年仅有1.6万余人能够完成移植。虽然我国目前的人体器官年捐献和移植数量居亚洲首位、世界第二,但是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显然远远不够,中国的捐赠率还处于较低水平。

面对死亡,我们反而更容易了解生命的意义。死亡教育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鼓足勇气去面对这个话题:当它来临时,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面目去对待?

事实上,死亡教育在一些欧美国家很常见。最著名的大概是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的《死亡哲学》公共选修课,他的课程曾引起轰动,在网络上点击量过亿。

在国内,“生死学”在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以不同的面貌出现过。而国外的死亡教育从幼儿园起开始普遍实施。除了课堂授课外,他们还拓展侧重感受、领悟、体验的教育方式,比如带学生参观殡仪馆、墓地,参加葬礼;和养老院、临终关怀机构合作,让学生为临终者送上祝福,在开展死亡教育的同时也注重情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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