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临终关怀医生的故事:关于死亡的学习中国人还很欠缺

“临终关怀的意义,不仅仅是为即将离世的人带去身体上的舒缓和精神上的慰藉,更重要的是把死亡看成是理所当然,把死亡当做生命的一种完成。”

下午3点,粉红色的医院走廊,排泄物的味道从病房中溢出。这里的病人大多无法自理。半小时后,陈椅婷推开走廊左手边的第一间门。

床上的病人醒着,但没有对她的到来做出任何反应。陈椅婷掀开病人的被子,再掀开病人脖子上的纱布,一截套管从皮肤中突兀而出。“他们家人一直在后悔,当初是不是不该插上这条管子”,她说。

这里是广州番禺市桥医院8楼,康宁病区。它更为人熟知的称呼是“临终关怀科”。在这里的病人,大多正步向人生的终点。

今年28岁,从医4年多的她从河北医科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番禺的市桥医院任职。第一个职务是妇产科住院值班医生。

那一年,是龙年。新生儿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多。最忙时,一晚有十几个婴儿出生。陈椅婷说,很累,但成就感弥补了一切。

一年后,医院顶层8楼的康宁病科仅有的四个值班医生走了一个。当时科里有将近40位病人,医生短缺。领导让陈椅婷去顶那个空缺。

“抗拒,很抗拒,非常抗拒”,陈椅婷用三个“抗拒”表达当时的心情。“在医院,我们学的是怎样救死扶伤,但没有学习该怎样放弃治疗。”陈椅婷带着抵触与不安进入康宁病区。那时,其他科室也有同事对这个病区存在偏见:“这是个在‘等死’的科室”。

“‘医生’的‘生’,不就是为了通过治疗让别人的生命延续吗?”陈椅婷困惑着。领导说,你先去了解一下这个科室吧。康宁病区主任医生黎梓雯也开解他:“减轻病人的痛楚,同样也是医生的职责。”

带着困惑,她去上海参加临终关怀培训,似乎终于想明白了一点。但最后让她决心留在康宁病区的,还是病人。

陈椅婷说,刚来到这里的老人家,有的状态很差,身上很肮,要先擦身剪发剪指甲、处理口腔结痂等,有时两个护工同时清洁,需要一天。看到这一幕,陈椅婷感觉没法离开这群需要她的病人。

“说实在的,即使是至亲,也不懂该如何照顾这些临终的病人”,陈椅婷说,临终关怀科的设立,是社会的需要。

原本只想短暂停留的陈椅婷一干就是三年,至今没有离开这个科室的想法。现在她每五天值一个夜班,然后休息一天半。三年来,从没连续休息超过三天。

陈椅婷用手指按了按婆婆的脸,问一旁的护工,“你看,这里是不是有点水肿?”“没有吧?”“肯定有,你看,眼睛和昨天不一样了”。陈椅婷叮嘱护工注意观察,同时将视线转向老婆婆,问她,“今天女儿来看她了吗?”婆婆不说话,轻轻摆了摆头。“不对,两个女儿都来了”,护工纠正道。

第一次走进康宁病区,陈椅婷感受到这里与妇产科最大的不同是宁静。“大多数病人,不会回你的话”,陈椅婷说,在这里,“望闻问切”,最关键的是“望”,细致的观察。

每天的工作从查房开始。康宁病区从一开始的一层楼到现在的三层楼,从30多个病人到109个病人,陈椅婷查房一次,需要三个小时。

卧床的病人,皮肤上一个细小的伤口,都可能演变成褥疮。陈椅婷解开了一个病人的手套,“手套是防止病人不自觉拔掉胃管,有时手套绑太紧又会勒到手腕,血液不通就容易肿”。

陈椅婷还记得两年前科里接收的一位鼻咽癌病人,因为做过手术,病人脸部被切除了一半,露出了骨头。她负责处理伤口。病人住了三个多月,她每天一早帮他换药。病人曾问过,“陈医生,为什么你天天都来医院,不用休息吗?”“对啊,因为不放心其他病人,所以回来看一下”,她答。

其实,那时她最放心不下就是这个病人,“因为他的伤口太大,怕其他没见过伤口的医生换药换不好”。揭开纱布,伤口溢出的腐臭味,戴着口罩的陈椅婷都能闻到,“很多卧床已久的病人身上的压疮也很臭,换完药再去厕所里呕”。

几乎每天都有病人家属来咨询。在妇产科,家属通常问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能生?BB健康吗?“在这里,即便家属做好了心理准备,也希望病人走得舒服些,所以他们对许多症状想了解更多,也希望我们给出减少病人痛苦的办法。”陈椅婷说,如何开解家属和病人,是临终关怀科需要面对的问题。

即使是同一个病人,也有态度不一的家属,有的希望尽一切力量抢救,“什么都不做,是不孝”;有的又希望能减少病人离世前的痛苦。“家属和医护人员,面对临终者,其实都需要心理辅导”,陈椅婷羡慕上海的医院里临终关怀科还设心理咨询师。

维持血压的多巴胺,增强免疫力的球蛋白,提高血色素的输血,这些在大医院常见的治疗手法,在康宁病区不会见到。在其他医院,临终病人的家属几乎天天面临各种抉择,大的如“要不要做手术切除肿瘤?”,小的如“要不要做静脉置管”?而在康宁病区,选择只剩下一个———怎么把病人离开时的痛苦降到最低。“有些家属,后悔当初让家人过度治疗,反而让他们的最后一段路走得辛苦”,她说。

病人进入康宁病区时,病人或家属都要签一份协议书。当中写明,“康宁护理是缓和的医疗措施及护理方法,尽可能缓解病患的身心痛苦,并提高病患的生存质量。为了避免增加病人临终时的折磨和痛苦,康宁病区也会建议病人或家属放弃胸外心脏按压、强心药物、呼吸兴奋剂、静脉补牙、升血压药物等急救措施。”

其他科室,注重的是治病。这里的医生,反而要“少做”,做得多的是情绪和心理上的关怀。来到这里的病人和家属,大多知道面临的是什么,“有的人坦然,最老资历的已在这里住了四五年;有的人不甘心,每天问什么时候能出院”,陈椅婷说,的确有好转出院的病人,但更多的是到八楼尽头的关怀室,在那里与亲人做最后的告别,而后离去。

对比在ICU里,插着一身管子、佩戴各种监测仪器,与家人隔绝在玻璃门之内,陈椅婷更希望临终者能在家人的陪伴下离开。

陈椅婷高一时,外公病了。她被妈妈蒙在鼓里好一阵子。一天放学后,住校的她接到妈妈的电话,让她收拾行李,第二天一早去外婆家。她才得知,将自己从小带大的外公走了。

外公陪伴着她长大,她却没能陪伴他走过最后的日子。这是她一辈子难以释怀的遗憾。曾经,她会埋怨妈妈的隐瞒。但渐渐地,接触越来越多的临终病人和家属,她开始理解妈妈,“她也不知道怎么对一个孩子开口,关于死亡。”

刚到康宁科室时,面对死亡,陈椅婷同样忐忑不安。“害怕,不知道那个时刻到来时,要跟家属说什么,怕说错话”,现在陈椅婷可以冷静地向家属宣布病人的死亡时间。

然而,死亡是条河,悲伤像是河里的水,泛起的水花总会沾湿走在一旁的陈椅婷。“有些肿瘤病人,进来时还有意识,会跟你交流”,一来二往,难以避免对这些病人开始熟悉,熟悉就会在意;在意了,面临失去时,伤心就难免。

因为时常“旁观”死亡,陈椅婷和同事们更珍惜当下,“对家人和朋友的态度也不一样了,在意的东西少了,更多想陪伴他们。”只是,陪伴病人的时间远比陪伴家人要多。

陈椅婷的男友是名骨科医生,“本来是同城,却像异地恋一样”。陈椅婷说,两个人上班太忙,经常一两周才有空吃顿饭。第一次跟男友介绍自己的科室时,陈椅婷很坦然,直接让对方上网搜索市桥医院康宁科和临终关怀。“因为都是医生,所以很能理解,他觉得这工作很伟大”,她说。

陈椅婷说,关于死亡的学习,中国人还很欠缺。“直面它理解它,越坦然反而越容易释怀”,她笑称,科室同事还常开玩笑,说老了一定要在康宁病区留个床位给自己。

在她看来,临终关怀的意义,不仅仅是为即将离世的人带去身体上的舒缓和精神上的慰藉,更重要的是把死亡看成是理所当然,把死亡当做生命的一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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